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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古学、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研究已经表明，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万年文化史、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；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，生命力最为旺盛、持续绵延、不断发展壮大的民族。个中原因有多方面，但与中华文明在发展中注重交流、注重取长补短、相互借鉴的文化特质有关。
文明与文化，二者关系紧密，但有着深度与广度、维度与厚度的区别。“文化圈”要大于“文明圈”，文明是在文化基础上诞生，是以有文字、城市、青铜器、礼仪等级制度产生等作为重要标识。“以文化之”常被人们理解为是“文化”一词的来源，这句话中的“文”应主要指“文明”。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史，正是在文明交流互鉴中，不断创造辉煌。
一．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底色
事物之间的交流互动、借鉴竞争，是事物生命力延续提升、永续发展的原动力。
中国哲学在解决事物发展原动力是如何产生问题上，以老子为始创者的道家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“道”的哲学概念从先哲大脑中蹦出，其巨大威力比“盘古开天辟地”神话的能量还要强大，因为由“道”而“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。那么，由“道”而生的万物又是如何继续发展下去的？老子作了进一步解答，指出：“万物负阴以抱阳，冲气以为和”。由“道”的单一到“阴阳”二元对立，事物是在阴阳二元变化交流的基础上，才有了生命力的张扬赓续。
展开剩余92%由“阴阳”而生成“八卦”，再由“八卦”而生成“六十四卦”，再生成“三百八十四爻”，这一套完整缜密的哲学体系，充分体现了先哲们对事物交流生成、变化发展的深邃思考。在卜筮活动中，有些卦象之所以被称为是“死卦”，就是因为没有出现如同乾坤阴阳对立交汇而产生生命的卦象。
除了周文王、周公、老子、庄子等先哲们的哲学思想为后人所常道，在先秦时期，独阳不生、孤阴不长、“阳伏而不能出，阴迫而不能烝”就会出现地震的思想言论，早已挂在人们嘴边。《国语•郑语》记载了郑桓公与姬周王室史伯的对话，在分析姬周即将衰弊的原因时，史伯提出了“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”的哲学命题。“和”是指事物之间“可否相济”，阴阳相“和”则而万物生，只有出现“以他平他”的阴阳交汇激荡，才能够出现“丰长而物归之”、即“土气和而物生之、国家和而民附之”的生命现象；“同”则指同欲同顺，没有交流互动，更不可能激荡升华，不可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今人常说的“君子和而不同”思想，早在二千多年前就产生了。史伯还进一步提出：“声一无听，物一无文，味一无果，物一不讲”，人类与自然动物界的林林总总现象，无不说明，只有不同事物之间的交流互鉴，才能让人世间更美好。
从文化史角度看，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，交流互鉴现象一直存在。大而言之，传统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、墨家文化、法家文化之间，等等，都有相互借鉴、相互交融的特点，绝不是常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各自为阵、铁板一块。
在中国先秦时代，“诸子”争鸣是在那个相当长的历史时空中存在的社会现象。先秦“诸子”不是仅指同一时代人物，夏商周时代的许多史官兼具谏臣身份，商代末年的微子、箕子、比干被称为“殷三仁”，在当时都是有一定思想的政治人物，都可以归入“子”的行列来认识，我们不能用“缩水法”来认识历史，只是习惯于将“诸子”框定在东周（春秋、战国）时期。由于书写载体的局限，有许多先哲的思想未能记载传布而已。
今人口中所谓的“儒家”“道家”“法家”“墨家”“纵横家”等这个“家”那个“家”，只是到了汉代，人们在对秦以前的历史人物进行观照时，才有了一种“人以群分”的划分称谓。所谓“百家”概念，我们在汉代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还没有发现。在《史记》中，有《老子韩非列传》《孙子吴起列传》《仲尼弟子列传》《孟子荀卿列传》《屈原贾生列传》等，都没有如后人所说的以“家”来划分。
依照后世的理解，老子、庄子属于“道家”人物，韩非属于“法家”人物，但在《史记》中，却将三人合传。在司马迁看来，韩非虽然“喜刑名法术之学，而其归本于黄老”。这也说明，先秦诸子之间的学术是有相通互鉴之处的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史记》中出现“道家”一词，是专指当时传为楚国人的“老莱子”。说这个人曾著书十五篇，“言道家之用”。这个“老莱子”是否指的就是老子李聃，未有定论，故用“或曰”存疑。在司马迁的研究中，老子就是指的周王朝的“守藏室之史”李耳，因为在《仲尼弟子列传》中，司马迁又指出，孔子一生所尊重的人，“于周，则老子”，即那位在周王朝京师王畿范围内当“图书馆长”的老子李耳。司马迁又接着指出，孔子所尊重的人，“于卫，则蘧伯玉；于齐，晏平仲；于楚，老莱子；于郑，子产……”。说明老子、老莱子是两个人。在《仲尼弟子列传》中，始终没有出现“儒家”一词。
“百家”之说，应该是在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时代就有了，以董仲舒“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”即后人常道的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为流行。实际是，到了东汉班固《汉书•艺文志》的出现，才是有了权威学术定型。《汉书•艺文志》是官方史书，出现了“儒家者流”“道家者流”“阴阳家者流”“法家者流”“名家者流”“墨家者流”“纵横家者流”“杂家者流”“农家者流”“小说家者流”等“凡诸子百八十九家”的学术定论，后世统称为的“诸子百家”，概源于此。
先秦时代，能进入“子”的行列，如被尊称为“微子”“箕子”“管子”“老子”“孔子”“墨子”“孟子”“庄子”的，一般是指那些有学术造诣、有思想见解的极少数人，所以称为“诸子”。而进入“家”的行列，则标准比“子”要低得多，范围要广得多，所以称“百家”。
诸子、百家，他们的思想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特色，能够自成一家，决不是接受单一的知识、囿于一己小天地形成，而是在大的时代潮流中，通过相互交流借鉴中成长起来。
二．文明交流互鉴在我国文物暨文化遗产中有精彩呈现
我国自古就有文明交流互鉴的优良传统，我们还可以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、海洋文明的交汇交融中寻找到原始解答，从黄河文明、漠河文明、长江文明、珠江文明、运河文明的交汇交融中寻找到解答，从陆地、海上两条连通中外的“丝绸之路”中寻找到解答。
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“炎黄子孙”“炎黄文化”，之所以能够成为华夏民族认同的标识，是经历了炎帝、黄帝、蚩尤几大部落的斗争、交流、互鉴、直至融合的漫长过程，经历了中土与东夷、南蛮、西戎、北狄的漫长斗争、交流、互鉴、直至融合的漫长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有波澜，有曲折，有斗争，有妥协，但最终是走向融合，形成合力，形成华夏民族百溪归流成大海的磅礴气象，形成“多元一体”的中华文明。
通过一百多年的考古学发展，大量出土文物也为我们提供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有力佐证。
著名的如郭店战国楚墓简牍。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郭店一号楚墓发掘出土，共804枚，其中有字简731枚，书写超过13000字，为竹质墨迹，是典型的楚国文字，字体典雅、秀丽。
郭店楚简中，包括了先秦时期儒、道两家的典籍与前所未见的古佚籍18篇，分别为《老子》（甲、乙、丙）、《太一生水》《说之道》《缁衣》《鲁穆公问子思》《五行》《穷达以时》《唐虞之道》《忠信之道》《成之闻之》《五行》《尊德义》《性自命出》《六德》《语丛一》《语丛二》《语丛三》《语丛四》。其中的《缁衣》《五行》出自孔子的孙子子思，属于儒家内容。其它《性自命出》等也与曾子、子思的思想有关，《五行》篇也属于子思、孟子的“思孟学派”。这些内容在楚墓中出土，说明起源于齐鲁大地的儒家思想已经在荆楚南蛮之地流传。
郭店楚简还出土了《老子》最早版本，与传世《老子》版本存在显著差异。传世版本第十九章中，有“绝圣弃智，民利百倍；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”这些语言，一直被认为是儒道两家思想对立的有力证据，作为专攻先秦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，我对此可谓烂熟于心。但在郭店出土楚简《老子》中，并无这些与儒家针锋相对的言辞，反而对儒家所倡导的仁、义、圣等理念持肯定态度，从而也改变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的传统认知。
郭店楚简的这一重要发现，纠正了长期以来我国学术思想界存在的偏见，反映了早期道家与儒家之间并不是完全背道而驰，而是交叉交流、互鉴兼容的。也说明，《史记》等历史文献记载的孔子向老子请教、盛赞老子为人中之龙的历史是真实可靠的，为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不同学术流派、在不同地域之间进行交流互鉴、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实证。也进一步彰显了中华文明在经历了天人、圣人的认知阶段后，当进入哲人时代，文明交流互鉴、包容并蓄的特点更加明显。唯因如此，成就了中华文化的灿烂多姿、博大精深。
出土文物呈现文明交流互鉴现象，我们也可从江苏本土得到证明。
8000多年前的江苏文明之根“顺山集文化”遗址，坐落在宿迁市泗洪县梅花镇境内，其对周边文化的催生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向北，顺山集文化催生了苏北沿海地区6500多年前的连云港灌云县“大伊山类型”，其陶器如釜、鼎、双耳壶、高颈壶、钵、碗、盆等，均受顺山集文化影响；向南，顺山集文化衍生了浙江境内的河姆渡文化甚至良渚文化；向东，顺山集文化形成了青莲岗文化、影响了龙虬庄文化；向西，顺山集文化又影响了安徽境内的石山子文化并渗透了双墩文化。这种文化之间的渗透、影响、衍生，就是文化文明交流互鉴所结出的果实。
我们再从流经盐城东台、泰州兴化境内的泰东河“江苏兴化、东台蒋庄遗址”来看，其所在的江淮地区，处在黄河、长江南北两大文化带中间，其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文物，有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特点，也有黄淮地区的龙山文化特点，尤其对研究以上海崧泽命名的“崧泽文化”和以浙江良渚命名的“良渚文化”北上，均具有重要意义。其“良渚文化聚落”的发现说明，在距今6000至4000年间，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文化碰撞、交流、融合和创新，其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有重要意义。2016年5月16日，蒋庄良渚文化遗址被列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。
如果我们放眼国际，从西汉张骞通西域开始，陆上“丝绸之路”就形成，亚欧文明交流互鉴的道路开始打通，从长安经河西走廊、新疆地区、中亚南亚西亚，直至古罗马，沿途文物古迹都在叙述着昨天的故事。海上“丝绸之路”同样如此。
东汉明帝时期，佛教开始传入中土，最终在中土生根、开花、结果，与中国本土儒教、道教形成鼎足之势。佛教在中国有北传、南传两条路线，并且，中国又成为佛教传向东南亚的中转站。唐代长安城作为当时的国际大都会，各国“遣唐使”是络绎不绝。日本高僧圆仁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、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及其大量文物遗存都在说明，中国文化是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碰撞、相互借鉴中发展壮大、直至强大起来，形成“汉唐气象”。大量佛教及伊斯兰教、天主教等宗教文物建筑遗存遗迹在华夏大地存在、在博物馆中收藏，都在说明中外文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。
大明王朝定都南京，是七朝古都南京最为辉煌的时期。明代的《大统历》成为朱元璋向蕃国馈赠的珍贵国礼，大明王朝的纪年日历已经成为周边蕃国的共同遵循。由南京开启的郑和七下下西洋壮举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丽诗篇。2005年4月25日，国务院批准决定，自2005年起，每年的7月11日为“中国航海日”，同时也作为“世界海事日”在中国的实施日期。2005年的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，“中国航海日”在这一天正式启动。郑和七下西洋，在江苏大地留下了大量文物遗迹，据有关方面调查，仅南京就有43处与郑和相关的遗址遗迹。
另外，在南京市博物馆，收藏有出土文物东晋时期的玻璃罐、玻璃杯，在南京博物院，收藏并展示的明代利玛窦《坤舆万国全图》，等等，都在叙述着中国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。
三．文明交流互鉴在近代以来的实践
1840年鸦片战争后，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，封建社会、尤其是清王朝长期实施的闭关锁国政策已经成为历史。国门被迫打开，西方列强入侵，不平等条约一个接着一个，中华民族开始了一百多年屈辱、苦难、探索、斗争的历程。
中华民族内忧外患，认识并了解西方文明已经成为当时有识志士的强烈追求。林则徐一方面焚烧鸦片，一方面也在编译《四洲志》，正因如此，林则徐也被称为“睁眼看世界”第一人。
魏源编著《海国图志》，提出了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的拯救民族之方略，提出要向西方学习制造“战舰、火器、养兵练兵之法”等“长技”，通过“师夷”手段，来达到最终“制夷”之目的。
清代末年至民国时期，传统“私熟”教育逐渐被教会学校所取代，为大众服务的公共图书馆、博物馆等文化场馆建设开始出现，乃至在瑞典地质学家、考古学家安特生影响带动下出现的“考古”专业，在今人看来，早已习以为常，但却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在饱受欺凌的情况下，不得不被动接收西方文明冲击交流的产物。
文明有先进、落后之分，有健康与腐朽之别，先进的取代落后的，健康的战胜腐朽的，这是文明自身发展的必然趁势。但文明又是多彩的，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共存的。西方文明对我国的影响，有些已经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已经变成我们文化文明的一部分了。我们现在以七天为一周，来作为作息时间周期，其源头与西方文明对上帝的信仰礼拜有关，所以“周一”又常被人们称为“礼拜一”，周二又称为“礼拜二”，直至第七天星期天，又称为“礼拜天”，因为这一天是上帝在创造万物后的休息日子，也是人们前往教堂对其进行礼拜的日子。人们在询问“今天是星期几”时，又习惯常用“今天是礼拜几”来表达。
中国传统的以10天为一“旬”、将一个月分为上旬、中旬、下旬的计日方法，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日常生活习惯。将一天一夜分为24小时的计时法，已经让中国传统历法“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”12个时辰计时法亦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。1912年开始，我国为了与世界文明对话方便，实施阴阳合历，既保留我国传统的农历纪年，又采用西方的阳历纪年，从而出现了“阳历年”“阴历年”之分。
早在1964年，毛泽东主席在《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示》中就提出“古为今用，洋为中用”的著名论说，用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看，他的这两句话都没有过时，对我们今天以历史的眼光、国际的视野来研究文明交流互鉴，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。
1978年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让中国人民富起来，让国家强起来，我国实行改革开放，主动敞开国门，与世界先进文明交流对话，互相借鉴，让世界先进文明为我所用。
2001年，我国加入WTO世贸组织，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，将与世界先进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推向新阶段。
历经近半个世纪的伟大实践，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全面、深化、可持续发展阶段，正在朝着中国式现代化方向稳步发展。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主席站在全球视野，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，向全世界不同地域、不同种族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发出了文明对话，倡导文明交流互鉴，他的一系列论述，充分表现了大国领袖的宽阔胸怀和责任担当。
2014年3月27日，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：文明因交流而多彩，文明因互鉴而丰富。文明交流互鉴，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。文明是平等的，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。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，都各有千秋，也各有不足。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，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，文明没有高低、优劣之分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只有交流互鉴，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。只要秉持包容精神，就不存在什么“文明冲突”，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。
2017年1月18日，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又指出：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，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。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、2500多个民族、多种宗教。不同历史和国情，不同民族和习俗，孕育了不同文明，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。文明没有高下、优劣之分，只有特色、地域之别。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，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。
2019年5月1日，《求是》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《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》，深刻阐述了文明交流互鉴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、推动人类文明进步、实现文明和谐的重要意义。
习近平主席有关文明交流互鉴思想，已经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。2022年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：“深化文明交流互鉴，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”。2024年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二十条指出：“国家支持开展考古、修缮、修复、展览、科学研究、执法、司法等文物保护国际交流与合作，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。”
习近平主席的文明交流互鉴思想，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和平发展的重要指引。2024年6月，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，把每年6月10日定为“文明对话国际日”。决议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要义。加强国际人文交流，促进全球文明对话，中国同各方一道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，共同建设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园。在2025年新年贺词中，习近平主席再次重申，中国愿同各国一道，做文明互鉴的推动者。
在全球进入信息化、多极化的时代，尤其在很多不稳定、不确定因素影响人类和平共处、共同发展的情况下，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，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全球视野，为我们指明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重大国际意义，同时也为我们各行各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。中国人民正在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在以自己的方式加油干，行业之间，不同学科领域之间，交流互鉴，协同合力。中国人民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积累的智慧，制定出中国方案，以谋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，中国方案的核心内容，就是积极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、包容与共同发展。
文化、文物、旅游、广播、电影电视等领域是挖掘、研究、宣传、展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重要阵地和窗口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这些领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，在文化强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，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，更是发挥了重大作用。我们要不断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，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建设，在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系列讲话精神指引下，通过博物馆、纪念馆、非遗馆等场馆展示，通过出国办展览或与国外博物馆联合办展览“走出去、请进来”等形式，通过举办论坛、博览会，通过广播电视“国际频道”，通过电影拍摄与对外推介，通过数字网络新型媒体手段等，在国内大平台、国际大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，传递中国正能量，为促进中华五千多年灿烂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，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往来，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做出更多更大的努力与贡献。
（束有春 2025年7月24日于金陵四合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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